您在《我的父亲》一文中曾经提到小时候听父亲讲《最后一课》，这个故事给幼年的您带来了很多震撼。
陆：对。实际上这是因为小时候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历史沿革不了解，而且这部小说当时在全球各国都很风行，在中国也很风行，就像一个爱国主义的文化符号一样。我没做过详细的考证，第一位翻译《最后一课》的好像是胡适。
我第一次听父亲讲《最后一课》大约是1944或1945年，他先讲拉封丹的寓言，然后他提到还有位作家也蛮有意思的，相当于“拉封丹+我”，这就是爱写小人物的都德，接着讲了《最后一课》。这种震撼一直维持到后来上大学，我记得是中文系的刘国梁先生来上汉语课，每次都要写作文，我就写了小时候读《最后一课》的感想，因为是爱国小说嘛，里面还有“法兰西万岁”这样的文字。最奇怪的是，到了上世纪“文革”中批判我，有人写批判稿，说我这个人一进大学就狂呼“法兰西万岁”。1957年写的作文到了1970年还会被挖出来，可见档案工作之缜密，那索隐求疵的本领实在出色。《最后一课》从此对我有了双重震撼。
这次重译都德的小说，跟小时候读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陆：《最后一课》这一篇是我父亲译的，但是我在整理全部译稿时又重新看了一遍。现在读起来当然和以前感觉不一样，现在我们了解了历史背景，知道阿尔萨斯、洛林以前是独立国家，到十七世纪被法国占领，占领以后强令学法文，尽管当地70%居民是说德语的。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被迫将之割让给德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归入法国领土；二战初它被纳粹德国占领，二战结束后又被法国收回。我查了一下，后来法国人实行的政策要比当年普鲁士人苛严得多。1945年以后戴高乐要把说德语的全都赶出去，连路名都要改成法文的。现在情况要好一些，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是欧洲议会的所在地，什么语言都可以讲，体现出整个世界在沟通，在互相包容、互相丰富，这是很好的现象。不过我个人感觉中，法国和德国好像还在争，凡是默克尔对中国好一些的时候，萨科奇就不好；凡是默克尔对中国不太好的时候，萨科奇就示好，挺好玩的。
本来欧洲地方就不大，以前王室都是通婚的，就像南京的嫁到上海，干吗互相还要打个死去活来？普法战争的起因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的问题，法国人和德国人意见不一。俾斯麦也很坏，本来威廉一世回答法方的国书是蛮客气的，答应和法国进行谈判，但是俾斯麦偷改了些措辞，结果激怒了法国人，导致拿破仑三世对德宣战。法国人是非常容易激动的，有点“一触即跳”的味道。从这次奥运火炬问题也能看出来，其实中国人要是多读点莫泊桑啊、都德他们怎么描写巴黎人的，就会比较了解他们的性格，巴黎人就是那样的，喜欢激动，动不动罢工、罢课，早年么，还要掘马路、筑街垒，不相干的店铺主忙着下排门，扎堆议国是，老板娘们也喜欢“轧闹猛”。
都德在《最后一课》中描写的说法语的阿尔萨斯人其实是小众，但为什么这篇小说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呢？
陆：因为他的小说的受众并不局限在阿尔萨斯、洛林，而是整个法国民众。这个民族对荣誉非常看重，有时甚至有些畸态。为什么那儿政权交替这么频繁，一会儿共和，一会儿出个袁世凯式的人物恢复帝制（很不像英国），就是因为他们承受不起一点点失败或挫折，一失败马上就要换政府，都德捕捉到了法国人对于荣誉极为敏感的心理。
都德的小说
都德对巴黎公社是什么态度？
陆：都德觉得既有出卖法国利益的内奸，又有暴民。要是他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就是汉奸也骂，“拳民”也骂；汉奸就是跟着普鲁士人走的那种，“拳民”就是胡来的老百姓。巴黎公社起义后，他自己就吓得躲出去了，他哥哥继续留在巴黎，在报纸上发表连载文章，批判巴黎公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星期一的故事》里面有一篇《拉雪兹神甫公墓之役》，这篇就写得很明白，公社战士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就是早上来点个卯，然后去找酒喝等等，到了黄昏领饷的时候又都来了。但是都德对凡尔赛方面、对镇压公社的矮子梯也尔本人的态度也是辛辣批判的。总之他的反战态度很明确。他反对战争本身，同情小人物，同情小孩、老人和动物，对巴黎人的特性有比较深入的剖析。
您在翻译过程中最喜欢的是哪几篇？
陆：《布吉维尔的钟》是我翻译得非常满意而且开心的一篇。布吉维尔的钟是法国人造的一口华而不实、毫无价值的钟。普鲁士人把它作为战利品拿回慕尼黑去了，结果慕尼黑的民族性全被它改变了。本来德国人是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自从有了这架该死的钟以后，博物馆长的家人不再做礼拜，不再啃书本，最终馆长携公家名画潜逃，简直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本来家里的女眷很守时，上教堂、做女红，有了这架钟以后，就全被败坏了。这一篇很幽默。
还有一篇我比较喜欢的是《小山鹑的告白》，是从一只小鸟的目光看人间世，讲述凶恶的猎人如何不放过自己。这从今天的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也挺有意思的。以前大家都觉得《最后一课》是个爱国故事集，其实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包括都德写他在阿尔及尔和科西嘉的观感，那是作家得了花柳病以后疗养去的。当时花柳病是文坛的通病，所以有“literarysyphilitics”这种说法。他得了这种病以后十分痛苦，到最后几年都没法躺平，他自己的“最后一课”其实是性病的痛苦。都德的儿子写过他的传记，说他在进餐的时候突然不行了，就赶紧叫医生，医生来的时候他已经没呼吸了，当时的人工呼吸跟现在不一样，是把舌头拉出来，拉一两个小时，结果没奏效，才五十多岁就去世了。
今天的读者读都德的小说，您觉得应该关注哪些方面？
陆：《星期一的故事》的确挺有意思的，里面有描写突尼斯的海滩景色，也有抨击教会，写圣诞夜的弥撒怎么做。原来那些做弥撒的人早就心不在焉了，因为之后有圣诞大餐，他们脑子里想的全都是美酒佳肴，然后就胡乱把弥撒文快快念完。虽然都德小说的题材很丰富，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有些地方也比较狭隘（比如片面夸大的爱国主义），毕竟是一八七几年的作品；当时马克思写《法兰西内战》，出了英文版、法文版，他肯定前半段对普鲁士人来说是正义战争（因为是拿破仑三世先挑起的），又警告那些“爱国者”不要让后半段变了性质，别让法国人割让领土，割让领土以后会后患无穷。马克思当时实际上已经在对“爱国主义”这个提法做出精深的分析了，同时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和互读，不要误读。
时至二十一世纪，我们如何理解爱国主义，如何摆正国家、民族、意识形态、政党直至个人等各种元素的位置，老祖宗的教诲应当使我们看问题有个比较正确的出发点。说到国际误读，我想我们中国人不能要求西方媒体像我们的媒体一样，而西方媒体不能要求中国政府像西方政府一样吧。有时候误读的关键就出现在这里。如果说都德在1873年误读普法战争、误读阿尔萨斯人的语言问题尚且情有可原，我们今天遇事就误读便有些说不过去了。不过也难说，毕竟人总还是人嘛。
都德在当时法国文学界的地位如何？
陆：地位不是太高，但还是有些地位的。他跟福楼拜、莫泊桑、梅里美、龚古尔兄弟都有来往，他曾经做过拿破仑的宠臣莫内公爵的秘书，写的剧本也曾经被皇后看中，花柳病就是那时候在宫廷里染上的。他的独幕剧写得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后来觉得自己的才华还是在小说方面。他算是很多产，当然文学成就比上不如福楼拜，但我觉得他还是写了不少好东西的，比如写法国南方，写塔拉斯孔，写普鲁旺斯，福楼拜、莫泊桑、左拉都不如他，因为他是南方人，南方人喜欢吹牛，就像他笔下的达达令，但也不无可爱之处，看着不觉得讨厌。所以从文学地位上，他是法国自然主义流派里的二流人物，但从写南方的风光、人物的性格方面来说，他还是高手。而且他把南方的古老不变和巴黎的日新月异、光怪陆离并置起来，这点我觉得其他人都没有做到。他也写到阿尔及利亚、科西嘉等海外风物，从当时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短篇小说《雅克》曾经令乔治·桑落泪，这是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雅克》写的是一个私生子的故事，非常感人。在《逃难》这篇里，母亲带儿子逃难到巴黎，在贫民窟里安家，但这个孩子一直在怀念乡野的自由生活，晚上在巴黎街头透风的时候，他唯一的开心时刻就是看马，马让他觉得又靠近了乡村生活。这跟我刚刚从余姚到上海的感受差不多，所以特有共鸣。都德有时候也会创新，比如蓝胡子的故事，他说是因为蓝胡子的妻子不忠，要给蓝胡子翻案，跟现在的“恶搞”差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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