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长乐路外来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在找工作。李震宇 摄

　　这是一场奇怪的博弈——在劳动合同法的威慑下，原本不是特别注重合同保障的杭城餐饮、美容、洗浴、零售等行业的企业主们，现在使尽招数让员工签合同，而员工们却因为这样那样的考虑而不愿签上自己的大名……

　　杭州凤起路好又多超市前几天刚走了一位负责收银的小姑娘，原因是亲戚介绍了一份工资更高的收银工作。这头打声招呼，那头就准备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还好没有签合同，打工嘛，就是跑来跑去，哪里钱多就到哪里。”小姑娘临走前的一番“大实话”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打工者的心理。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后，就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为此，不少企业将原本一年一签的合同改成了三年一签或者五年一签，这使得许多民工愈发退却了。

　　郑红辉2003年的时候从湖北黄石地区阳新县外出打工，记者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家招聘搬家工人的中介公司摊位前登记。“现在到处都要求签劳动合同，有些地方一签就是三五年，还要缴这费那费的，太麻烦了。”郑红辉说，他现在一般都找那些兼职的工作做，不用签合同，钱照拿。

　　小项美院毕业后从事室内设计6年了，目前在业内小有名气，可他所在的装饰公司几次想和他签劳动合同都以失败告终。他告诉记者：“我之所以不和单位签合同是因为目前工作换动比较频繁，而公司约定的违约金都比较高，而待在一个单位时间太久就会错过发展机会。所以我是以自由职业者身份自己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从苏北农村来杭州打工的小姑娘王丽娜正在招聘台前徘徊。她的家境不好，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大学，每个月都要寄钱回家。她觉得缴保险对于像她这样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只是做做临时工，给熟练工人打打下手的小工来说根本没有多大必要。

　　43岁的李国玲从安徽来到杭州已经将近6年多了，曾经做过保姆，做过护工，几乎所有能干的工作都干过了，她说自己为什么那么辛苦就是想多赚点钱让老家的孩子多读几年书。“工作的时候老板缴养老保险，那等到我做不动了，谁来缴？出门在外总有一天要回去的，还不如踏实点把钱拿到自己手里。”

　　“我之前在宁波打工，在那里好像也是要我们缴养老金的。过完年不做了，现在也转不过来，那你说我前面的不就是白缴了吗？”在劳动力市场，刚从宁波“转战”杭州的上饶人刘建军一副“吃一堑长一智”的模样反问道。

　　怎么会白缴？那些不都是你自己的钱吗？不仅可以将来防老，即便是合同期间需要时也可以支取的呀！用人单位苦口婆心。“我找谁去要？”小刘脆生生地回了过去，自己连社保中心大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更别提如何支取了。听以前的工友说过，好像支取需要用人单位敲章，“像我们这种打工的，本来换工作很多都是因为做得不舒服，跟单位闹不愉快了，辞了职再找人家敲章，谁肯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