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高楼的5层，宽约10厘米左右的窗台上，站着一位赤膊的员工，一些难题，使他决定要以跳楼来解决。消防员来了，警察也来了，但这个男人拒绝跟任何人沟通，“你们要是垫垫子，我马上跳下来。”他冲下面喊。

警察打电话叫来了赵国秋。走到跳楼者能接受的最近处后，赵国秋心平气和地对这个男人说：“我叫赵国秋。我来这里，不是来劝你不要跳楼的。一个人要怎么死，是他的自由。你要不要跳楼，要怎么死，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一个多小时的僵持后，窗台上的男人把手伸给了赵国秋。

自杀，是心理危机的最终极表现。因为竞争激烈，员工心理压力增大。针对日益严重的企业员工心理危机状况，杭州已经有企业准备请来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对员工进行心理干预——“已经有企业跟我们提出这个设想，计划正在制定中。”杭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赵国秋说。

那天下午，在赵国秋的办公室，听这位大家公认的国内心理危机干预第一人静静回忆工作、生活中的种种，不由自主地，不止一次流下眼泪——或许这跟职业性有悖，但当时，忍不住震撼，也被深深地感动。

〉〉初见——

“每个人，只要坐在我面前10分钟，我就知道他是不是有心理抑郁。”

赵国秋的办公室很暖和，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他先朝我微微一笑。

在见到赵国秋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原来，自杀也是一种病。“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样的环境，竞争激烈，每个人要承担的压力都很大，于是，心理问题也就相对比较集中。”他说，“心理危机的终极表现，就是自杀。”

于是，在赵国秋静静的讲述里，知道了一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现在，我国自杀者的占比是十万分之二十五，比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要多出一倍多。每年，我国有30万人死于自杀，是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30万的8到10倍人数属于自杀未遂……

“现在很多人还觉得自杀是个贬义词，认为身边有人自杀死了，是丢人的事情。”赵国秋语气很平静，“其实，这是一种病，无所谓褒义贬义。是病，就可以治疗，也可以预防。现在，每个人只要坐在我面前十分钟，我就知道他是不是心理抑郁。”

每每说起心理医生，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谈判专家的影子——受港片影响有点大——谈判和谈判专家，总觉得都是打的心理战。说起这个，赵国秋笑了：“你们肯定都是看了香港的《谈判专家》什么的吧？其实我很多朋友、同学现在就在给香港警方的谈判专家讲课。杭州警方的谈判专家？很多都是我的学生。”

“一个漂漂亮亮、聪明能干的女孩子，说不在就不在了，给我很大的触动。”

今年已经52岁的赵国秋，从事心理卫生工作已经20余年。真正踏上心理危机干预的道路，是在五六年以前。而真正让他认识到心理问题对现代人而言的严重性，始于一个女孩。

“那是一个宁波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女孩子，1米72的个子，外形条件各方面都很不错。”——赵国秋对每一个曾经求助过他的人记忆都很清晰，姓甚名谁，长什么样子，“因为每一次都要经过很仔细的交流”，他后面说——“女孩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高级工程师。女孩很早就有心理问题，以前曾经吃安眠药自杀，还割过腕，所幸都没有成功。后来她父母托人找到我。我给这个女孩子做了两年的心理辅导后，女孩子好像恢复了，然后结婚，夫妻生活也很和睦。有一天，她父亲突然来我办公室，哭着说他女儿不在了。我吃了一惊。原来，这个女孩先后换了两次工作，都是因为看不惯老总的作风。结果有一天就吃了100片安眠药，还开了煤气……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救不回来了。”

停顿了一会，赵国秋接着说：“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其实女孩子的父母知道女儿的心理问题又严重了，却不把她带到我这来——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这样，明知道自己的亲人朋友有心理问题，但是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宁波女孩的事情发生了之后，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心理问题对现代人的重要，然后就做了现在的工作。”

在赵国秋等人的努力下，2004年5月25日，杭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成立。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个以政府名义成立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回忆——

“安慰一个哭的人，最好的办法不是给他递面巾纸，哄他。只要把纸巾盒推到他伸手能拿到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他就好。”

想让赵国秋回忆有多少人曾经找到他咨询心理问题，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太多了。你想想，就我们的干预中心，平均每天接到的求助电话也都有三四十个。这个群体有多大，可见一斑了。”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和事情，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几年前，朝晖一家研究所的所长抱着女儿跳楼自杀，所长当场死亡，7岁大的女儿抢救无效死亡。“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研究所，进去的研究员最低学历是硕士。”赵国秋说。女所长跟同事的关系一向很好，人很和善，工作能力也很强，她的女儿也经常来研究所玩。“女所长的自杀让这个研究所的工作几近瘫痪，每个人都没有心思工作，有一个跟所长女儿关系很好的胖阿姨，甚至每天梦到小女孩，根本不能上班。”研究所的老总找到了赵国秋。于是，一天下午，胖阿姨坐在了赵国秋面前。

“胖阿姨在人前一直是一个坚强好强的女人。那天，她坐在我面前，就一直哭一直哭，很大声地哭。”赵国秋回忆道，“她说自己每天梦到那个小女孩，梦到她死去时候的样子。我就坐在她对面，什么都没说，让她自己去回忆，把面巾纸盒子推到她伸手能拿到的地方，静静地看着她——很多人以为，当一个人哭的时候，最好的安慰是哄着，然后把餐巾纸递给他。其实恰恰相反。安慰一个很伤心的人的最好办法，是不要打断他。因为你一旦给他递餐巾纸，他就会下意识地认为你希望他不要哭，他会下意识地抑制自己的感情，这反倒起不到安慰的效果。只是把纸盒推过去，表示我知道他很伤心，而且我可以容忍他的伤心，可以等他直到他平复下来。我等她自己安静下来之后，再慢慢告诉她所长选择自杀，是心理抑郁的结果，是她自己的选择。慢慢让她明白，这个事实已经发生，而且是她和同事们所没有办法改变的。”

很努力地想让赵国秋回忆起他是怎样一个个把沉浸在巨大伤痛里的人劝服的，他也很努力地配合我的问题。最终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过程，一个有着非常严谨的程序的过程，不是亲身经历，总不大解释得明白，“要非常细致地观察来访者，根据他们每一步的反应来觉得接下来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赵国秋说。

“很多人对准备自杀的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自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跟准备自杀的人谈判，我会告诉他们自杀确实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不是唯一的办法呢？这就要我们一起来想了。”

作为杭城最有名的心理危机工作者，除了接待心理压力过大的来访者之外，赵国秋还经常协助警方劝说出现在杭城街头的自杀者。“看到有人站上高架，或者爬到高楼顶上和窗台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压力太大，或者碰到难事想找个办法解决。要是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做？”赵国秋反问了一句。

“这个……一般都会告诉他们自杀解决不了问题，然后以亲情或者别的来劝服他们吧。”我思忖着回答。

赵国秋微微一笑，说：“很多人都会这么做。事实上，这一看就是非专业人士的做法。”

听赵国秋完整地讲了一次解救想跳楼自杀者的过程——已经在本文开头出现过的那段很港片的情节——

一幢高楼的5层，宽约10厘米左右的窗台上，站着一位赤膊的员工，一些横在他面前的难题，使他决定要以跳楼来解决。消防员来了，警察也来了，但这个男人拒绝跟任何人沟通，“你们要是垫垫子，我马上跳下来。”他冲下面喊。

“是警队里负责谈判的一个学生给我打的电话，”赵国秋说，“我到的时候，依然僵持着。走到可以过去的离那位跳楼者最近的地方，我第一句话说的是‘我叫赵国秋。我来这里，不是来劝你不要跳楼的。一个人要怎么死，是他的自由。你要不要跳楼，要怎么死，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跳楼，自杀，对碰到难题的人来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赵国秋说，“但是就算这样，决定跳楼或者自杀的时候，肯定还是很冲动的，带有情绪的。很多人当时都会觉得，他要自杀的条件已经很充分了。我会跟他们说，‘你觉得你自杀的理由很充分了，我不知道。我的任务，是来帮你评估，看看你的理由是不是真的很充分了。如果你的理由让我觉得真的很充分了，我绝对不劝你，我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无痛苦的自杀方式。’”

“只要他松口，愿意跟我谈，那就好办了。最糟糕的就是他依旧激动，觉得跳楼是很正确的。那样的话，我会告诉他，你现在五楼，高是高，但是跳得不好，还是死不了，你会摔断手或腿，这样的话，你得先告诉我你的定点医保医院，等下我们好送你去；如果你跳得好，那很幸运，你死了，脑浆和着血流在地上，那你也得告诉我，在你的亲戚朋友里面，你希望找谁来帮你收尸；如果你不告诉我，我会以现场负责人的身份帮你收尸，收拾好，装进塑料袋，送到太平间的冰柜里……”

“绝大多数准备跳楼或者自杀的人，都是因为情绪失控，他们只知道当下解决问题，一般想不到死后的情况，我们要做的，是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死后的情况，我们会用‘血’、‘脑浆’、‘冰冷’等这样的字眼去刺激他们，反复刺激，这会让他们慢慢清醒过来。”

“很多人一激动起来，就会觉得，除了自杀，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自杀的确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是不是唯一的办法呢？要是可以找到一个不用死，而且可以把问题解决得两全其美的办法，不是更好吗？很多时候，这就是我要做的。”